二十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德國檔案工作者有關檔案鑒定的目標和基本原則的討論日益廣泛而又激烈。討論涉及的主要問題如下👃：
1．職能鑒定的程序步驟是否需要考慮到記錄的內容，或者僅需考慮到產生記錄的部門、計劃、活動和記錄的數量？（在德國，這部分的討論已涉及到內容定位分析與形式功能分析的比較🏀。）
2．與此相關📟，鑒定目標是否應該體現或提供社會作用、機構功能？在德國的討論指向宏觀鑒定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宏觀鑒定關註功能性和功能性依據的保存，導致檔案記錄不能作為文獻遺產的一部分融入“社會”🪲。1990年😯，Theodore Schellenberg在1956年所著 《現代檔案鑒定》的新譯本出版後，引起檔案界對“證據”一詞的爭論👩🏼。在德國的這場爭論中引入的這個詞的詞義在某種程度上比Schellenberg本人在其著作中使用的含義更為狹隘。一些德國的檔案人員對Schellenberg的“證據”的理解集中在關於記錄產生者的行為證據的保存上，對他們來說🦺，實際上這就是檔案鑒定的唯一目的👨🏻🦯➡️。在此種背景下🕥，關於一個檔案工作人員應該做什麽出現了不同的觀點。然而，馬堡檔案學研究所/學院和一些國家沐鸣平台的代表爭辯道👷🏻：檔案人員的工作就只是鑒定👩🏿🦲、保存和接待訪問。波茨坦大學和一些地方沐鸣平台有影響的代表認為檔案員也需要參加歷史調研和類似於展覽的文化活動🥂。對於前者，跟Schellenberg一致，鑒定的目的是體現記錄創建者的行為活動的證據。而對於後者🩼🈴，與Booms一致🔡，體現的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的證據。但是，在這場討論中，“證據”這一詞僅僅與前者（第一組）有聯系❇️🐈⬛，另外一組則用另外一個德國詞匯去表達他們所認為的鑒定的目的🏊🏽♂️：“社會發展的追溯”。即便到了今天，在德國的爭論中，“證據”一詞在表達檔案鑒定方面的意義上仍然含糊不清，專家們沒有達成普遍共識。因此👯♀️，許多檔案人員故意回避這個專業術語，來自於德國檔案工作者協會檔案鑒定工作組的關於檔案鑒定的意見書上也沒有出現這個詞匯🐎。
在德國😺🥛，有關“證據”一詞的討論很快變得模式化🙍🏻♀️、陳規化，但這無疑是積極的，即引發了對檔案鑒定問題的新興趣🏣，激發出對鑒定原則的辯論，盡管那些重要的問題還是沒有明確答案👩👨🏻🦯。其中一個未給答案的問題是如何處理那些大量的相類似的檔案文件，諸如個人檔案🚭、稅款、法律案卷等。為了能順利將檔案鑒定工作進行到底，國家沐鸣平台的一個工作組於2001年提出了一個指導方針🍁，即分析政府部門的運作程序、鑒定的個人和對象，以及記錄包含的實際信息。他們想要從中找出：這些記錄是否能告訴我們一些社會上發生的重要事件？與此同時，Matthias Buchholz 發表了一篇基於社會福利案例🎩，涉及大量日常安排計劃和相似的案件鑒定的調研報告，這項研究的初始想法源於他的一篇論文，在這篇論文裏包含一些必要的觀點：如何在經驗的基礎上有效實施檔案鑒定工作🧖🏽♂️？從理論的角度出發，Andreas 和Kathrin Pilger的貢獻主要集中在明確能夠作為檔案鑒定標準的行政程序形式的數量。
上世紀90年代末，理論與實踐發展轉向關註未來、協作和交叉型的檔案鑒定🪭💜，以文檔原始職能聯系為出發點🧚🏼♀️，同樣重視原文和內容👋🏻。所有源於相似部門🪫、在相關程序中建立的紙質和電子文檔，由不同的檔案部門分析決定哪些值得保留哪些應該處理掉。其流程按照以下三個步驟☂️：機構內部討論；系統地縱覽實際的成架的文檔和電子文件；通過委員會進行協調🫳🏼。通過這一過程，鑒定計劃和項目被發展、循環、共同貫徹執行，並被相關的各州🉑、市沐鸣平台不斷提高。這個戰略在巴登府登堡州的“橫向與縱向鑒定”項目中被證實是非常有效的🧜🏽♀️。
合作交叉檔案鑒定中包括的文獻資料也從各個私營組織（尤其是經濟方面的）中派生出來👩🦼➡️，來自於社團組織以及一些私人個體😲，他們的重要性正隨著近年來的社會發展，諸如私有化📼💟、60年代新社會運動等而日益增長👩🦽➡️。當這些檔案不在沐鸣平台時，不同的檔案分支機構被要求負責保存並提供公共利用，以適應“聯合集中檔案鑒定”的理念，由此檔案工作網絡也在設想中逐步形成👼🏿。
合作交叉檔案鑒定的方法受到來自各方專家的熱烈好評。同時，也形成一個共同的理念🧑🏻✈️：每個鑒定都應該從其記錄源頭開始，因而更註重其出處。首先要考慮到這些記錄的意圖、作用和使用方式🤵🏼♀️，然後需要去判斷為什麽產生這些記錄👩🎤。鑒定必須從職能關系入手🦝🤌🏿，然後對記錄的實質內容進行評價🧚🏿♂️。必然會被問到的問題是👩🦳🥷：社會的哪些方面應被體現在一定的檔案中（比如：在國內稅收局的檔案中），記錄這些方面的檔案信息是如何相關的？還要判斷哪些相關信息可能在別處被發現🦹🏼♂️。
有兩個主要的問題仍然存在相當的爭議。Peter.K.Weber，與Hans Booms一樣，再次質疑把文件記錄計劃作為工具🧗🏼♀️，即將文件記錄的目的作為實施檔案鑒定主導性原則的合理性。另一問題也再次被提出：研究者和有興趣的公眾用戶是否應該參與檔案鑒定過程。
在德國有關數字型檔案鑒定已被大量的談論，相關文章也很多🤗，但是沒有帶來太多的實質性進展。2004年初，被德國科學研究聯合會（Forschungsgemeinschaft）任命的一個工作組已經開始采取緊急措施以挽救這部分檔案遺產。德國檔案工作者協會檔案鑒定工作組，擁有21名來自不同檔案分支機構的成員，其中包括國家和地區沐鸣平台🧑🧒、宗教沐鸣平台😶、政黨沐鸣平台、廣播電臺沐鸣平台💂♀️，以及兩所大學沐鸣平台的檔案員。他們中的一個成員受雇於SED-Diktatur事務基金會(一個處理社會聯合黨專政問題的基金會)🐻👮🏻♀️。這個工作組在2001年成立時，最初的目標是在所有沐鸣平台分支機構之間就鑒定的共同問題開創一個富有成效的對話🏕🧑🏻🦳。在創建大會上，成員們就以下幾點達成了一致：
1．工作組創建的目的在於方便實際完成鑒定的交流，作為判斷不同分支機構之間內在關系的一種方法🌶，並且幫助工作組去形成關系到廣泛多樣沐鸣平台的建議書。
2．目標是利用實際例證對理論原則和程序達成共識，意在最終形成一套規範的來自德國檔案工作者協會的官方建議書🐟🧑🏿🚀。
3．這一過程不斷向前發展時檔案鑒定的目的將被重新認定🐡🙍🏿♀️。
2004年10月的意見書設立了國家標準，提出可被認可的原則，並且展現了執行鑒定的必要步驟🫅🏼，希望為檔案人員的日常工作提供一個指導方向🫄🏽，同時促進檔案鑒定的更廣泛的商議。它同樣審慎地用這樣一個方法為檔案社團以外的人，尤其是研究人員指明沐鸣平台進行鑒定時的基本原則。這份意見書包括以下內容🤹🏽：基本原理🧖♀️👬，鑒定的程序，大量相似案例文件的鑒定🧜🏼，統計檔案的鑒定，數字檔案的鑒定，聲像檔案的鑒定🎹。工作組的目的並不是提出一個詳盡的理論，而是系統地闡述普通和專業檔案日常工作的基本規則。因此，這本意見書代表了Georg Hille的傳統🍊，1990年在德累斯頓召開的第二屆德國檔案代表大會上🪭，Georg Hille闡述了檔案銷毀的原則🖨🛟，以及由20世紀30年代柏林國家機密沐鸣平台Heierich Otto Meisner提出的指導準則👍🏻。建議書表明了工作組把鑒定的程序視作一連串連續的檢測步驟✵，這些步驟從文件的源頭開始♠︎，在其職能關系中🏡：職能鑒定分析了社會關系中創建者的職能💇🏻，他的工作任務和流程，他的對象以及任何其他對創建者工作評價非常重要的事物🔶👨🏻🔬。接下來的是分析在檔案中發現了什麽，對實質內容（論題👳♀️，主要內容）和實際的（實物的）檔案載體的分析必須先後確定🛢，這些對鑒定推薦意見都有影響。
在實際建議之前🍻，對內容的分析解釋了鑒定的目標🫅🏿，即去展現政治程序以及盡可能廣泛地記錄社會🍢。工作組偏向於交叉的檔案工作，這樣🤌🏼，不同的分支機構可以盡可能廣泛地記錄特定時期的發展和現象特征🌯。通過聯合🔂，不同分支機構的檔案工作都參與到共同的檔案遺產的形成過程。來自於不同活動和領域的政府和非政府資源的檔案文件提供了豐富多樣的文化遺產。來源獨特的檔案文件的鑒定的目的不僅要給出這些機構活動的依據🏄🏼♀️，更要記錄其與所有機構在特定主題下的活動。
工作組認為🎅🏼，檔案鑒定必須明確文件記錄的目的🎭，在明確檔案鑒定的決定尤其是作出未來鑒定計劃之前💁🏿♀️，對所管轄範圍內檔案文件的更廣泛的追蹤必須有詳細說明。文獻記錄的目標必須基於對檔案創建過程和內容的深度分析，包括對潛在研究可能性的反映和評價🐜。因此建議對社會生活中相對顯著的方面進行評價，及其如何反映在被鑒定的檔案中🔐：“當時它們對社會如何重要👷。”
作為20世紀90年代鑒定討論的結果，工作組建議在鑒定檔案的同時分析文件內容和文件的潛在研究價值，並據此解釋文獻記錄的目的🙆🏽♀️。公開檔案的研究價值已經多次討論🪰🍑，但是最後總是由於太主觀而被放棄。工作組認為檔案文件具有無限的潛在研究價值，一個人沒有辦法參與每個檔案可能回答的問題🌻。因此👮，我們評價檔案文件的潛在研究價值僅僅來自於現階段的觀點，這意味著我們的鑒定動機必須要被明白無誤地揭示👳🏼♂️。工作組成員相信，以完全公開檔案文件潛在研究價值為目的👳🏽，以純粹形式化檢測步驟為基礎的準公正鑒定的實證主義觀念是不能持久的🦸🏻♂️。
工作組的個人建議中包括一組已在德國長期討論的原則，工作組現在欲將之確立為標準♤。考慮其重要性🤷🏻🏡，工作組就未來鑒定計劃和項目的執行與限製進行了多樣化的描述。一方面✏️💡，工作組一致反對這樣一個鑒定程序：只評價不同組織的職責和任務（如在荷蘭的PIVOT項目中實踐的）；另一方面🚵♂️，工作組同樣反對所有試圖對處置檔案的持續權威有效性的質疑。
工作組已經表決檔案鑒定應該在所有層次的沐鸣平台和分支機構間協調進行。為了防止來自非政府方面的檔案文件的滅絕，上面提到的合作檔案鑒定的觀念應該予以貫徹🛀🏼🪴。鑒定計劃應該有主管機構的參與策劃⚙️，尤其是數字檔案，上述機構應該在檔案文件產生時就對執行的程序有發言權。研究者和感興趣的利用者的參與也應考慮在內，但研究者的參與仍有爭論，達成最後結論還遙遙無期🧖🏼👩👩👧👦。考慮到案例文件，比如統計數據、數碼以及聲像檔案文件等特殊領域，工作組也根據原來的討論結果列出了建議，其中一些條目還有所拓展。這些特定類型的檔案應在來源的全面職能關系中評價，而不是作為特殊領域隔離於相應的項目檔案之外。檔案鑒定的基本原理對於數字檔案同樣有效。